爱弥儿: 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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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普雷沃斯特教授自日内瓦致文学书稿编纂人的一封信中摘录的有关让·雅克·卢梭,特别是有关《爱弥儿》的续篇或《孤独的人》的几段话。
  诸位先生:
  在让·雅克·卢梭年老的时候,我经常有机会见到他,因此,我有几句话,想不揣冒昧地向你们说一下。这是有关一个伟大人物的几件小事,最好是把它们收集起来,免遭遗忘……
  我知道他曾经烧掉了几篇手稿;他死后发表的几部遗著,是我们得以读到他保存下来的稿子中的最有意义的几部作品……我听他说过,在他离开伦敦的时候,把准备在一版《爱弥儿》中添加的大量注释全都烧掉了,因为那些注释的稿子使他感到旅途累赘。
  …………
  卢梭从来没有让我知道他在写他的回忆录,只是在有一次他担心他会把它丢失的时候,才向我提到过它的名称。但是,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他曾经很乐意地把《爱弥儿》的补篇读给我听过。这篇东西发表在日内瓦版的本子里,标题是:《爱弥儿和苏菲,或孤独的人》。这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品,写到爱弥儿成为阿尔及尔总督的奴隶就没有写了……卢梭一气不停地读完这篇东西,他的声调是那样的激动,感情是那样的奔放,使人深受感染,可见这的确是一篇成功的新作。在读的时候,他本人是很激动的,他好象又抓着了他在写作这篇东西的时候使他激动不安的思想和感情的线索。他滔滔不绝地讲着(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他向我详细地讲述了他开始写作的这个续篇的几个情节,并且向我说明了它的结尾。以下就是我从所记的几则笔记中综合出来的这个故事的结局。如果在这聊聊几笔的描写中有什么不妥贴的地方,有什么该提而未提到的情节,我希望,读者是相当的公正,不会把它说成是作者的过错。
  孤独的人的结局
  由于遇到了一系列的事情,爱弥儿最后来到了一个荒岛。他在这个荒岛的岸边发现了一座教堂,教堂的周围长满了鲜花,树上结满了甜美的果实。他每天都去看这座教堂,他每天都觉得它装点得更加美丽。苏菲在这座教堂里做修女,可是爱弥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他到这种地方来的呢?是他自己的过失和行为使他忘怀了她的样子。最后,他还是把苏菲认出来了。爱弥儿使用了一些手段和暴力,使她终于屈服。但是,由于她感觉到,她今后不配做他的妻子,因而,她甘心做他的奴隶,服侍她的情敌。这个女人很年轻,由于别的缘故,使她同这一对原先的夫妇的命运联在一起了。她和爱弥儿结了婚,苏菲参加了婚礼。婚后,爱弥儿和那个女子都表现得后悔不迭,一天比一天痛苦,特别是看到苏菲暗中对她很好,对她很尊敬,两个人更是显得难过,几天以后,他们便向苏菲承认他们的婚姻是假的。这个假装的情敌是有丈夫的,她把他领来同苏菲相见,于是苏菲又得到了爱弥儿;爱弥儿原谅她并非出自本心而犯的过错,而她已呕尽了许多心血去补偿她的过失,她痛改前非,从而恢复了她本来的为人;不仅如此,她美好的德行,尽管在没有机会表现以前,只约略地为他所知,但是,当它们得到机会充分表现以后,便更加赢得了他的尊重和钦敬。

但当其忠实信徒罗伯斯庇尔将卢梭的思想按自己的理解应用于实践,这位“行走中的卢梭”似乎是以一场宏大悲壮的实验,反证了卢梭哲学的缺陷,也让卢梭自此被频频指责需为法国大革命中的暴行负责,甚至为纳粹主义的独裁统治负责。

卢梭其作

“如果您希望我们能互相理解,我的好朋友,那就要对我的遣词造句更加用心。相信我,我的语词很少是那通常上的意义;与您交谈的,一直是我的心,有一天您也许会明白,它不像别人那样说话。”这是卢梭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及自己的书信用语所说的一段话,或者,这也可看做是卢梭对阅读其作品的读者们的告白。

生于日内瓦一个钟表匠家庭,母亲在他出生后即去世,10岁时父亲因与人发生纠纷逃离日内瓦,他被送到乡下上了两年学,之后相继做过法院书记官的“承揽诉讼人”和零件镂刻师的学徒,染上了撒谎怠惰偷窃等恶习,经常挨打,16岁时为躲避师傅的惩罚逃离家乡,在外流浪,此后的20年中做过仆役、随从、家庭教师、秘书……始终籍籍无名。

在中国

西学东渐中,卢梭的思想曾在近现代中国产生重大影响,20世纪初期,一度进步人士人人谈自由平等谈天赋人权,言必称卢梭,正如当时《苏报》文章所述:“卢梭之《民约论》潮汹汹然,蓬蓬然,其东来矣!”

直到1749年,卢梭撰写《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一文参与征文,第二年,该文获奖并出版,38岁的卢梭终于一鸣惊人,声名鹊起。

让—雅克·卢梭(1712—1778),在政治哲学、文学、教育、伦理、宗教、文化人类学等诸领域留下深深足迹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与其同时代的重要思想家们——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休谟等从交好到争吵、最终一一决裂的“孤独漫步者”;写下了不起的教育学名著《爱弥儿》,却将自己的5个孩子一出生就扔在孤儿院门口的父亲;迫害型心理分裂症患者,被视为天才的疯子或者被视为疯子的天才……

“我要探讨在社会秩序之中,从人类的实际情况与法律的可能情况着眼,能不能有某种合法的而又确切的政权规则。”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开宗明义地这样写道。他思考的起点是现实实践而非仅仅理论问题。

和此前卢梭著作在欧洲、日本等地引发的影响一样,主张革命救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从卢梭的书中找到了信仰和依据。邹容在《革命军》中,直接把卢梭的思想称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魂还魄之宝方”,孙中山说尽管卢梭“天赋人权”的说法没有历史依据,但他提倡民权的始意是“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劳”。卢梭在中国曾几度受到热烈追捧,直到上世纪90年代左右,学界展开了对卢梭思想的反思和批判。

人们能轻易了解卢梭的生平,包括种种隐秘细节,这主要归功于卢梭本人。在自传性作品《忏悔录》《对话录:卢梭评判让—雅克》和《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他向世人提供了大量有关自己的信息。

《卢梭全集》的译者李平沤这样评价卢梭:“他是个很不幸的人,一生遭遇十分坎坷。他的书出一本被批一本,为什么他还孜孜不倦地写呢?他有一句著名的座右铭:‘把一生献给真理’。”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说:“今天,对任何我们喜爱的西方作家,我们在阅读时不会像当年那样一会儿把他当做包治百病的良药,过了几年又觉得他是万恶的,我们会比较平和。我们要结合自己,看在中国的情况下,卢梭的哪些信息可以起到帮助,哪些东西能对我们的政治制度有正面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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