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对话梁晓声:我跟你笔下的知青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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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的青年朋友,谁也不愿意当次品,当危险品,而希望自己成为精品。要成为精品,就要下一番功夫,做好准备,去迎接21世纪的挑战。

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就开始写时评,写过《九三断想》《龙年一九八八》《九五随想》,还写过《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等。从那之后我基本上是两支笔写作,一支笔写文学,一支笔写时评。这些时评除少数像《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当时受到关注外,大多数没发表过。因为时评类的文章当时很难发表,我就直接收入书里。

  对梁晓声的一番话,我深有同感。在一些大学生写的文章中,或在同一些大学生交谈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男孩儿”、“女孩儿”的心态相当严重,没有青年人应有的豪情和责任感。

我小时候读过一些故事,今天的孩子可能接触不到。比如,我读过猎人海力布的故事,是蒙古族的一个童话。讲猎人海力布救了龙王的女儿,龙王用珍宝报答他。海力布不在乎珍宝,最后选择了能听懂动物们的语言,这对猎人来说太重要了。有一天,海力布听到一群鸟交谈,得知山洪即将来临。但这个特异功能是有限制的,一旦他把动物的话告诉别人,就会立刻变成一块石头。然而,他还是告诉了乡亲们,一边说一边从脚到头变成石头。

  首先,我们大学生和祖国的关系。我们是祖国的公民,是21世纪的主人,21世纪的大厦将在我们的手中矗立,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祖国和人类负有责任。

梁晓声:我父亲14岁就闯关东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扫盲的时候才认识几个字,但不够看书,只能写些最简单的家信,像电报文那样的家信,而且还有错别字。我母亲来自东北农村一个中农家庭,我没见过面的姥爷做过私塾先生,是识字的。我母亲喜欢戏曲、评书,小时候经常给我讲故事。作为母亲,讲给孩子的故事都是好故事,都充满正能量。

  我和大学生们讲了三个定位。

梁晓声:应该说最大的鼓舞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习总书记这个班子上任之后的事情。

  “现在,社会上有一个很时髦的词:定位。商品有市场定位,报刊杂志有读者定位;我们自己是否应该想一想,我们如何定位?”

记者:您曾在一本新书中写到,坚信中国未来的三十年会发生一些变化。是什么给了您这样的信心?

  我对大学生们说:“我们每个人对国家、对家庭、对自己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处在世纪之交的我国青年一代,任重而道远。党和人民期待着你们,21世纪召唤着你们。相信你们一定会创造出无愧于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英雄业绩。”

主要还是后来看书。依据我的经验,书籍对25岁以后的人生准则产生影响是较难的,最好从小学四五年级就开始,这也是我写给孩子们那两本书的目的。我不是想仅仅教孩子们如何写作文,而是想通过作文这件事让他们懂得做人的道理。一定要坚守做人的良好原则。

  第二,我们和家庭的关系。对家庭来说,我们是爸爸妈妈的孩子,家庭的希望在我们身上,家庭未来的蓝图将靠我们去描绘,家庭的幸福,取决于我们能否给别人带来幸福。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对家庭负有责任。

问题在那儿,如果不把它说出来,我会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现在看到了变化,我也不愿做那种闭着眼睛不承认变化的人。有问题说问题,有变化也希望用自己的笔呈现出来,使更多的人承认。

一个国家的下一代没有责任感,这个国家就不会有希望。

其次,是抓作风。说来惭愧,十八大以前,我们开两会的时候,住在任何一个宾馆,自助餐至少是十来样菜,也有三十来样的。吃个饭,有必要从那么多菜里选吗?还有,顿顿有酒,从红酒到白酒,都是好酒,啤酒就更不用说了,晚上还有小火锅。全中国老百姓近几年的诉求都寄托在这几天、寄托在这些代表委员身上了,代表委员乘坐大巴从会场回来之后,吃着火锅喝着小酒,可能一顿饭一两个小时。我当年就有这个考虑,酒能不能不喝,菜能不能少点,这也是爱护我们的形象。还有,那时我们政协委员下去,前面都有警车开道,队伍会越走越庞大,车辆越来越多。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听汇报和走马观花,更多的时候是吃饭。中国人的特征,北京来的,又是政协,菜一上就是一大桌子,走的时候,百分之八十都还在桌上。假如那些服务员出身贫寒,他肯定不会像我这样说——相信中国的未来的,最直接的就是骂娘了,那是因为我们做得真不好。现在这些都改变了,与认识的官员出来吃一次饭是不容易的,他们很害怕,一定要问谁买单。都让它阳光起来嘛,这样有什么不好呢?

  我对大学生们说:“爱国成才,首先应该成人。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即使有天大的本事,谁敢委你以重任?

还有,在看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时,感觉他为人类保住火种固然是很光荣的,但是那种痛苦太难以承受了,在自己写书时就会很自然地觉得,我也要写那种使人向上、使人变好的书。

  大学生们用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对我讲话的支持和认可。散会后,一个学生激动地说:“过去我们总埋怨社会忽视了我们大学生的价值,今天我明白了,我们首先应该找准自己的位置,承担起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担负的责任,这样自己才有价值。”

记者:一个人阅历再丰富也很难了解一个社会的全貌。您如何确保作品中的描写分析客观公正、令人信服?

  第三,对我们自己。我们是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的今天是为明天做准备,为明天打基础,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今天负责。

《秘书工作》杂志记者 李恒建 王泽阳燕 玉涵

  国庆45周年前夕,我在一次“共和国同龄人”的座谈会上,遇见了著名作家梁晓声,他也是我们老三届的知青。他在座谈会上讲了一番颇有道理的话语:本来,我们中国已经拥有了多达3亿的儿童,但有些大学生还口口声声自称“男孩子”、“女孩子”。咱们中国孩子的队伍已经够庞大了,仍然有一些人往孩子们的队伍里挤。我们中国的青年到哪里去了?美国一位中学教师在开学的第一堂课上讲的是这样的话:“先生们、女士们,从今天起,你们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了。”今天,我要对大学生们说一声:“先生们、女士们,不要再把自己当成小孩啦!”曾有一位企业家问我:“你说,在从大学生中挑选人才时,应该选什么样的人?”我告诉他,凡是自称“男孩儿”、“女孩儿”的大学生一概不要,因为他们还没有从高等幼儿园毕业,根本无法承担社会给予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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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曾说:智育抓不好,便出次品;体育抓不好,就出残品;而德育抓不好,势必出危险品。

现在,我正带着十来个“80后”写一个剧本,反映山区农村早年的贫穷和后来的变化,也要写山里的孩子如何背井离乡闯人生和他们魂牵梦绕的那种乡情。尽管这些“80后”没有直接阅历,但相信他们在写作过程中可以补上对从前中国的认知。另外我也觉得,由“80后”来写这样大情怀的剧本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我希望年轻作家的作品能够像老作家的一样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而不仅仅是娱乐和爱情。有家风、有乡情,就不一样了。所以,接下来的计划就是继续带着他们写,我一直想着春节之后怎样把这件事做好。

  我对丹东的大学生们建议,从今天开始,应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的青年在我们这里!我们不再是孩子,我们已经长大。”并且告诫他们,责任心是从内心呼唤出来的,如果过分地娇惯自己,就永远长不大!

说句实在话,1993年的时候,我绝不会允许自己的书名被出版社起成《我相信中国的未来》。因为那时候我有一种忧虑,看到了拜金主义对我们青年的影响,看到了放肆大胆的权钱交易。种种社会问题明明就在那里,为什么不重视?为什么只看到发展,只看到国家财富增长,没看到这些问题?那时我是海淀区人大代表,当时觉得自己的声音很微弱,所以就以那样一种激烈的文字写出我的愤慨。

  年轻的妈妈,回想我们自己走过的路,你可能也会感觉到责任感对人生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所说的“不一样”,指什么?他们还聊了什么?梁晓声为何对中国未来充满信心?今天学习小组推荐《秘书工作》杂志对梁晓声的访问。

记者:读您的作品能感觉到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您的这种担当意识源自哪儿?家庭熏陶,后天学习,还是社会环境的影响与激励?

我是城市里工人家庭的孩子,我的生活有一部分短板,就是对农村的现实生活不了解。虽然当年下过乡,但我们是兵团,不是真正的农村。因此后来只能通过间接的渠道去了解,比如看新闻报道、去采风、读别人的作品,但这远远不够。所以,每逢家里来了农村的亲朋好友,我一定要问:农村的面貌、农民的生活到底变了没有?某种情况下,你到了最贫穷的乡村,这时候会想,这么贫穷的地方究竟还有多少?但同时也看到一些农村在发生变化,只看一面是不够的。这种变化见得多了、听得多了,你会觉得,我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未来。

出版社认为,我以前写的某些文章,重新组合,再出版,依然有读者,发行量还可能超过一些新书。他们根据内容重新起书名,当然也加入了一些我近一两年写的文章。这意味着,在读者中,有一部分人喜欢读时评,可能是他们想从中找到对于整个时代和社会认知的某种认同。

其实,习总书记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晓声,我跟你笔下写的那些知识青年是不一样的。”我先是一愣,然后总书记又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这个人是要求自己压力越大,意志要越强。”我觉得他说的“不一样”意思主要在后面这句话。我们这一代人中,有的背负政治包袱,被打上了形形色色的烙印,甚至返城后还走不出那个阴影,这样的人有很多。总书记不是这样的,他强调人应该从各种磨难中走出来,精神上强大起来,变得更坚强。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站在我旁边的王安忆说:“晓声也是那样的人。”总书记就笑了。我也得说句话呀,我就说:“我认为您是有两个故乡的人,书籍是您的第二故乡。”然后,总书记就说了那句话:“希望文艺家要使我们更多的青年也都有精神上的故乡。”这话其实是包括文学在内的全部人类文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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