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书: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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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件牵挂的事是你说的搬房子问题。按照弥拉六一年三月给我们画的图样,你现在不是除了studio[工作室,音乐室]以外,还有一间起居室吗?孩子和你们俩也各有卧房,即使比没有孩子的时候显得挤一些,总还不至于住不下吧?伦敦与你等级辈份相仿的青年演奏家,恐怕未必住的地方比你更宽敞。你既不出去应酬,在家也不正式招待,不需要顾什么排场;何况你也不喜欢讲究排场,跟你经常来往的少数人想必也气味相投,而决非看重空场面的人。你一向还认为朴素是中国人的美德,尤其中国艺术家传统都以清贫自傲:像你目前的起居生活也谈不到清贫,能将就还是将就一下好。有了孩子,各式各样不可预料的支出随着他年龄而一天天加多;即使此刻手头还能周转,最好还是存一些款子,以备孩子身上有什么必不可少的开支时应用。再说,据我从你六一年租居的经过推想,伦敦大概用的是“典屋”(吾国旧时代也有类似的办法,我十岁以前在内地知道有这种规矩,名目叫“典屋”,不是后来上海所通行的“顶”)的办法:开始先付一笔钱,以后每季或每月付,若干年后付满了定额,就享有永久(或半永久)的居住权,土地则一律属于政府,不归私人。这种屋子随时可以“转典”出去,原则上自己住过几年,转典的价必然比典进时的原价要减少一些,就是说多少要有些损失。除非市面特别好——所谓国民经济特别景气的时期,典出去的价格会比典进来时反而高。但是你典出了原住的房子,仍要典进新的屋子,假如市面好,典出的价格高,那末典进新屋的价也同样高:两相抵销,恐怕还是自己要吃亏的;因为你是要调一所大一些的屋子,不是原住的屋子大而调进的屋子小;屋子大一些,典价当然要高一些,换句话说,典进和典出一定有差距,而且不可能典出去的价钱比典进来的价钱高。除非居住的区域不同,原来的屋子在比较高级的住宅区,将来调进的屋子在另一个比较中级的住宅区:只有这个情形之下,典出去的价才可能和典进较大的新屋的价相等,或者反而典出去的价高于典进新屋的价。你说,我以上的说法(更正确的说来是推测)与事实相符不相符?除开典进典出的损失,以及今后每月或每季的负担多半要加重以外,还有些问题需要考虑:——(一)你住的地方至少有一间大房间必须装隔音设备,这一笔费用很大,而且并不能增加屋子的市价。比如说你现住的屋子,studio[工作室,音乐室]有隔音设备,可并不能因此而使典出去的价钱较高,除非受典的人也是音乐演奏家。(二)新屋仍须装修,如地毯,窗帘等等,不大可能老屋子里原有的照样好拿到新屋子用。这又是一笔可观的支出,(三)你家的实际事务完全由弥拉一个人顶的,她现在不比六一年;有了孩子,不搬家也够忙了,如果为了搬家忙得影响身体,也不大上算。再说,她在家忙得团团转,而正因为太忙,事情未必办得好;你又性急又挑剔,看了不满意,难免一言半语怪怨她,叫她吃力不讨好,弄得怨气冲天,影响两人的感情,又是何苦呢!?因此种种,务望你回去跟弥拉从长计议,把我信中的话细细说与她听,三思而行,方是上策。这件事情上,你岳父的意见不能大相信,他以他的地位,资历,看事情当然与我们不同。况且他家里有仆役,恐怕还不止一个,搬家在他不知要比你省事省力多少倍:他认为轻而易举的事,在你可要花九牛二虎之力。此点不可不牢牢记住!

  孩子:两次妈妈给你写信,我都未动笔,因为身体不好,精力不支。不病不头痛的时候本来就很少,只能抓紧时间做些工作;工作完了已筋疲力尽,无心再做旁的事。人老了当然要百病丛生,衰老只有早晚之别,决无不来之理,你千万别为我担忧。我素来对生死看得极淡,只是鞠躬尽瘁,活一天做一天工作,到有一天死神来叫我放下笔杆的时候才休息。如是而已。弄艺术的人总不免有烦恼,尤其是旧知识分子处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你虽然年轻,但是从我这儿沾染的旧知识分子的缺点也着实不少。但你四五年来来信,总说一投入工作就什么烦恼都忘了;能这样在工作中乐以忘忧,已经很不差了。我们二十四小时之内,除了吃饭睡觉总是工作的时间多,空闲的时间少;所以即使烦恼,时间也不会太久,你说是不是?不过劳逸也要调节得好:你弄音乐,神经与感情特别紧张,一年下来也该彻底休息一下。暑假里到乡下去住个十天八天,不但身心得益,便是对你的音乐感受也有好处。何况入国问禁,入境问俗,对他们的人情风俗也该体会观察。老关在伦敦,或者老是忙忙碌碌在各地奔走演出,一些不接触现实,并不相宜。见信后望立刻收拾行装,出去歇歇,即是三五天也是好的。

  别以为许多事跟我们说不清,以为我们国内不会了解外面的情形;我们到底是旧社会出身,只要略微提几句,就会明白。例如你电话中说到“所得税”,我马上懂得有些精明的人想法逃税,而你非但不会做,也不愿意做。

  你近来专攻斯卡拉蒂,发见他的许多妙处,我并不奇怪。这是你喜欢亨特尔以后必然的结果。斯卡拉蒂的时代,文艺复兴在绘画与文学园地中的花朵已经开放完毕,开始转到音乐;人的思想感情正要求在另一种艺术中发泄,要求更直接刺激感官,比较更缥缈更自由的一种艺术,就是音乐,来满足它们的需要。所以当时的音乐作品特别有朝气,特别清新,正如文艺复兴前期绘画中的鲍蒂彻利。而且音乐规律还不像十八世纪末叶严格,有才能的作家容易发挥性灵。何况欧洲的音乐传统,在十七世纪时还非常薄弱,不像绘画与雕塑早在古希腊就有登峰造极的造诣,雕塑在纪元前六—四世纪在纪元前一世纪至纪元后一世纪。一片广大无边的处女地正有待于斯卡拉蒂及其以后的人去开垦。——写到这里,我想你应该常去大不列颠博物馆,那儿的艺术宝藏可说一辈子也享受不尽;为了你总的(全面的)艺术修养,你也该多多到那里去学习。我因为病的时候多,只能多接触艺术,除了原有的旧画以外,无意中研究起碑帖来了:现在对中国书法的变迁源流,已弄出一些眉目,对中国整个艺术史也增加了一些体会;可惜没有精神与你细谈。提到书法,忽然想起你在四月号《音乐与音乐家》杂志上的签字式,把聪字写成“聪”。须知末一笔不能往下拖长,因为行书草书,“一”或“...”才代表“心”字,你只能写成“聪”或“聪”。末一笔可以流露一些笔锋的余波,例如“聪”或“聪”,但切不可余锋太多,变成往下拖的一只脚。望注意。

  写到此,想起一年前听到的传闻,说你岳父在伦敦郊外送你一所别墅:我听了大笑,我说聪哪里来的钱能付这样一笔“赠与税”?又哪儿来的钱维持一所别墅?由此可见,关于你的谣言,我们听得着实不少,不论谣言是好是坏,我们都一笑置之。

  你以前对英国批评家的看法,太苛刻了些。好的批评家和好的演奏家一样难得;大多数只能是平平庸庸的“职业批评家”。但寄回的评论中有几篇的确写得很中肯。例如五月七日Manchester Guardian[《曼彻斯特卫报》]上署名J. H. Elliot[埃利奥特]澳门金沙网站多少, 写的《从东方来的新的启示》(New Light from theEast)说你并非完全接受西方音乐传统,而另有一种清新的前人所未有的观点。又说你离开西方传统的时候,总是以更好的东西去代替;而且即使是西方文化最严格的卫道者也不觉你的脱离西方传统有什么“乖张”“荒诞”,炫耀新奇的地方。这是真正理解到了你的特点。你能用东方人的思想感情去表达西方音乐,而仍旧能为西方最严格的卫道者所接受,就表示你的确对西方音乐有了一些新的贡献。我为之很高兴。且不说这也是东风压倒西风的表现之一,并且正是中国艺术家对世界文化应尽的责任;唯有不同种族的艺术家,在不损害一种特殊艺术的完整性的条件之下,能灌输一部分新的血液进去,世界的文化才能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完满,愈来愈光辉灿烂。希望你继续往这条路上前进!还有一月二日Hastings Observer[《黑斯廷斯观察家报》[上署名Allan Biggs[阿伦·比格斯] 写的一篇评论,显出他是衷心受了感动而写的,全文没有空洞的赞美,处处都着着实实指出好在哪里。看来他是一位年纪很大的人了,因为他说在一生听到的上千钢琴家中,只有Pachmann[派克曼]①与Moiseiwitsch[莫依赛维奇] ②两个,有你那样的魅力。Pachmann 已经死了多少年了,而且他听到过“上千”钢琴家,准是个苍然老望了。关于你唱片的专评也写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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