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 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下) 下卷 第四
分类:小说

两个负债累累的人和一只“瘟鸡股票”,就这样走到了一起。吕梁同意与朱焕良联手坐庄,他靠自己在股市中的名气和15%的融资中介费,在三个月内融进了4个亿。接着就开始自倒自炒康达尔,一位名叫庞博的操盘手日后描述说,“吕梁的指令下达得很细,细到从早晨的开盘价到多少钱中盘倒仓,在哪几家营业部倒仓多少。为了操作隐蔽,倒仓不能太快,也不能慢,拉升时要注意日涨幅不超过7%~8%,要维持图形好看,生怕别人发现,把股票做上去。”与此同时,吕梁在报刊上频频发表文章,为股市的回暖大声唱好,顺带着拼命推销已经完成“重大重组”的康达尔。正在这样的时刻,两年来如懒熊瘫地的股市真的突然雄起了。“5·19”行情,让吕梁的“中国第一股评家”声誉达到了顶峰。在一切都那么嬴弱和灰色的资本市场上,人们太需要一个让多方取胜的预言家,并乐于相信这样的预言家。有了飙升的大势做掩护,吕梁拉抬康达尔股价的行动变得肆无忌惮,股价一路上扬,从接手时的7元多,到7月份已经跃至40元。到年底,康达尔在深市涨幅最大的前20只股票中名列17,全年涨幅111%,全然一只高科技大牛股的形象。12月,经深圳市工商局批准,康达尔更名为中科创业。为了操纵股价和玩更大的游戏,吕梁先后与国内二十多个省市的120家证券营业部达成了融资关系,后者为了抢夺让人眼馋的交易量和中介代理费用,疯狂地为中科四处找钱,先后融资超过了惊人的54亿元。就这样,围绕着中科创业形成了一条罪恶的庞大利益链。日后吕梁承认,“那些融资协议如果拿出来,连见证并签了字的律师都是要坐监狱的。”可是,几乎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决意铤而走险,视法律为无物。这些人都学识渊博,精通法律条文,个个看上去道貌岸然,堪称这个商业社会中的精英,可是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所有人都放弃了自己的职业道德底线。吕梁们玩弄股价到了多么随心所欲的地步。在这个意义上,吕梁之得逞,是中国金融界的一个耻辱。①如果说,吕梁是这年冒出来的“庄家新贵”的话,那么,从新疆走出来的唐万新则是一个更显赫的“标本”。有趣的是,唐万新的发家也是在7年前的那次“认购证事件”。当时,28岁的他花钱一下请了5000人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到深圳排队领取认购抽签表,这些人每人一条小木凳,排队一天领50元劳务费,一排就是3天,领到的抽签表换成原始股,让唐万新大赚了一笔。从此,唐万新迷上了“来钱最快”的股市。他和大哥唐万里等人注册成立了新疆德隆实业公司,专门从事资本市场的股票运作。他们在新疆、陕西等西北诸省大量收购国有企业的原始股和内部职工股,要么将之倒卖给新疆的金融机构,要么等到上市后甩卖套现。有一次,他们以1000万元的价格受让“西北轴承”的1000万法人股,数月后出手净赚3000万元。如果说,股票倒卖让唐万新初窥资本市场殿堂的话,那么,他在国债市场的试水则让德隆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原始积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财政部出台了国债承购包销政策,在相当多的年份里,大部分国债都是由数十家证券中介机构包销的。数年累积,渐渐地便形成了一个非官方的国债流通市场,而武汉的国债场外交易所是当时规模最大、交易最活跃的一个平台。1994年,唐万新通过国债回购业务,先后违规融资3亿元。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善于发现和胆大包天让一代人迅速地暴富。跟那些鼹鼠般的庄家们不同的是,年轻的唐万新有自己的商业理想。在他看来,全球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一次巨大的衍变,中国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很多传统产业都存在迅猛放大的机遇,但是由于体制及观念的落后,绝大多数中国企业的。模偏小,投资分散,没有竞争力。因此,通过资本经营的方式,将之进行优化整合,盘活存量,将是中国式经济腾飞的希望所在。唐万新的理念与比他年长24岁的南德集团牟其中非常相似,在当时颇得很多经济学家的青睐,认为是资本经营的“最高境界”。跟只善于夸夸其谈的牟前辈不同的是,唐万新真的进行了大胆的尝试。①唐万新的第一步是收购企业。被张维迎和梁定邦等人诟病过的股权分置制度为庄家们的灰色运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由于所有的国有上市公司都握有一部分没有流通的法人股,对其猎获的成本远远低于从二级市场的股民手中一点一点地吸取。所以,无数庄家便瞄准了各地上市公司的国有资产主管机构,从他们的手中收购法人股,这样的交易成本自然较低,而且不会受到任何的监管。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中国股市这种独一无二的股权架构给了投机客们以空间。唐万新便是通过购买法人股的方式,先后成为新疆屯河、沈阳合金和湘火炬三家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组成了德隆系所谓的“三驾马车”。

国有企业的烂账以及邻国经济的萧瑟还有小姐们趋时的妆容这些不稳定的收据包围了我的浅水塘——翟永明,《潜水艇的悲伤》,1999年1999年,一个令人百感交集的百年世纪终于走到了它的“末点”。人们记起四百多年前,一个叫诺查丹玛斯的法国医生的那个预言,“1999年7月,天空中太阳、月亮和九大行星将组成“十字架”形状,这时候,恐怖魔王从天而降,蒙古大王重新出现,战神以幸福的名义主宰世界……”这个不无恐怖的景象显然并不会出现。这年是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大庆之年。美国《财富》杂志十分机敏地宣布,将把一年一度的《财富》年会放在中国上海举办。时间是国庆大典前的9月底,这是国际知名传媒机构第一次把全球性年会选在中国举办,它的主题非常符合人们的想象——“让世界认识中国,让中国认识世界”。江泽民总书记已确定届时与会。从宏观经济来看,中国的表现也让人充满期待。东南亚各国还没有从金融风暴的眩晕中清醒过来,俄罗斯经济再度爆发危机,南美的巴西也出现了严重的财务危机。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里,中国可谓“一枝独秀”。上年推出的各项刺激经济的措施逐渐见效,消费市场重新活跃,房地产市场的复苏对各个产业的拉动效应渐渐呈现出来,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周期到来了。谁也没有想到,景气的喷发是从股市开始的。5月19日,星期三。一个看上去不会发生任何新闻的平常日子,中国股市已经持续委靡了七百多天。而在11天前,美国导弹还“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引发了一场惊人的外交事件,中美关系再度跌至冰点。①就是在这一天,沪深两市分别悄然上涨51点和129点,收于1109点和2662点。领涨的是带有网络概念的股票,如东方明珠、广电股份、深桑达等。这根平地升起的阳线起势突然,继而凌厉,一拉就是32天。这期间,央行宣布降息,《证券法》开始实施,一向谨慎的《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要求大家“坚定信心,规范发展,珍惜股市的大好局面”。向阳锣鼓声声敲,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上证综指一举冲到1700点,涨幅超过50%。“5-19行情”自此形成。②资本市场向来是宏观景气的“晴雨表”,而在中国,这个“晴雨表”却常常投影在扭曲、诡异的哈哈镜里。在“5-19”行情”中,涌现了几个令人难忘的大庄家。吕梁似乎是第一个“预言”到了大行情的庄家。有些人应该还记得这个名字曾经出现在1992年的“深圳认购证事件”。当时他叫吕建新,是一个好奇而勤奋的文学青年,在那个事件中他写了一个长篇纪实报道《百万股民“炒”深圳》,是当时国内对深圳事件最生动的描述。也是在那次股民骚乱中,吕梁经受了股市的洗礼。他成了深交所里的常客,注意力便再也没有离开过。在深圳混的日子让吕梁天天都很亢奋,但是他却没有赚到多少钱,不久后他又回到了北京,跟在几个大散户后面炒股票,此外还不断地写股市评论文章。他的赚钱运气似乎不太好,一开始赚了上百万元,他又转去做期货,结果就砸进去了,玩了两年下来,竟欠下了上千万的债务。不过,在股评方面他却表现出超人的天赋,早年的文学创作帮了他大忙,在文字粗劣、理念肤浅的股市评论中,他总能以充满激情和思辨的文字吸引人的注意力。他很早就看透了中国股市的灰暗,他曾写道,“由于上市公司质量的普遍低劣,使得股民根本无法选择到真正有价值的股票,这就给市场运作带来了极大的空间,中国股市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故事会’。”他的很多观点深受证券投资界不少人的认同,他渐渐地在这个圈子里赢得了不小的名声。1996年起,吕梁索性搞起了一个K先生工作室,一边以K先生为笔名写股评,一边还指导人炒股票。至于为什么起这么一个怪名字,他的解释有两个:其一,股票的行情图又称K线图;其二,K是“KING”的第一个字母,暗示他是“股评之王”。在这个“故事会”里浸淫多年,他一直在等待一次大显身手的机会。1998年的秋天,K先生吕梁终于等来了他“命中注定”要遇到的那个人。一个叫朱焕良的股市大散户来找吕梁求救。这是一个早年在建筑工地上开大装卸车的“粗人”,前些年靠倒腾股票赚了不少钱,竟成了上海和深圳股市上最早的亿万富翁之一。1996年前后,他看中了深圳一只叫康达尔的股票。它原本是深圳宝安区的养鸡公司,香港的活鸡市场大半是靠它供应的,业务稳定而效益尚可,1994年上市后不温不火。朱大户在二级市场上悄悄购进康达尔的股票,小半年下来居然囤积了数千万股,占到康达尔流通盘90%,朱大户为此花了2个亿,其中一大半是他全部的家当,还有一小半是高息拆借来的。正当朱大户想卷起袖子大炒康达尔的时候,1997年,香港突遭“禽流感”袭击,全岛杀鸡禁鸡,康达尔业务全线瘫痪。它的股价自然也坐上了滑滑梯,从最高的15.40元一股猛跌到7元多,跌幅超过50%。朱大户的两亿元全部深陷在里面动弹不得。他沮丧地跟人说,“在1997年,除了那些被杀的鸡,我大概是全深圳最不幸的了。”两个负债累累的人和一只“瘟鸡股票”,就这样走到了一起。吕梁同意与朱焕良联手坐庄,他靠自己在股市中的名气和15%的融资中介费,在三个月内融进了4个亿。接着就开始自倒自炒康达尔,一位名叫庞博的操盘手日后描述说,“吕梁的指令下达得很细,细到从早晨的开盘价到多少钱中盘倒仓,在哪几家营业部倒仓多少。为了操作隐蔽,倒仓不能太快,也不能慢,拉升时要注意日涨幅不超过7%~8%,要维持图形好看,生怕别人发现,把股票做上去。”与此同时,吕梁在报刊上频频发表文章,为股市的回暖大声唱好,顺带着拼命推销已经完成“重大重组”的康达尔。正在这样的时刻,两年来如懒熊瘫地的股市真的突然雄起了。“5-19”行情,让吕梁的“中国第一股评家”声誉达到了顶峰。在一切都那么嬴弱和灰色的资本市场上,人们太需要一个让多方取胜的预言家,并乐于相信这样的预言家。有了飙升的大势做掩护,吕梁拉抬康达尔股价的行动变得肆无忌惮,股价一路上扬,从接手时的7元多,到7月份已经跃至40元。到年底,康达尔在深市涨幅最大的前20只股票中名列17,全年涨幅111%,全然一只高科技大牛股的形象。12月,经深圳市工商局批准,康达尔更名为中科创业。为了操纵股价和玩更大的游戏,吕梁先后与国内二十多个省市的120家证券营业部达成了融资关系,后者为了抢夺让人眼馋的交易量和中介代理费用,疯狂地为中科四处找钱,先后融资超过了惊人的54亿元。就这样,围绕着中科创业形成了一条罪恶的庞大利益链。日后吕梁承认,“那些融资协议如果拿出来,连见证并签了字的律师都是要坐监狱的。”可是,几乎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决意铤而走险,视法律为无物。这些人都学识渊博,精通法律条文,个个看上去道貌岸然,堪称这个商业社会中的精英,可是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所有人都放弃了自己的职业道德底线。吕梁们玩弄股价到了多么随心所欲的地步。在这个意义上,吕梁之得逞,是中国金融界的一个耻辱。①如果说,吕梁是这年冒出来的“庄家新贵”的话,那么,从新疆走出来的唐万新则是一个更显赫的“标本”。有趣的是,唐万新的发家也是在7年前的那次“认购证事件”。当时,28岁的他花钱一下请了5000人从乌鲁木齐坐火车到深圳排队领取认购抽签表,这些人每人一条小木凳,排队一天领50元劳务费,一排就是3天,领到的抽签表换成原始股,让唐万新大赚了一笔。从此,唐万新迷上了“来钱最快”的股市。他和大哥唐万里等人注册成立了新疆德隆实业公司,专门从事资本市场的股票运作。他们在新疆、陕西等西北诸省大量收购国有企业的原始股和内部职工股,要么将之倒卖给新疆的金融机构,要么等到上市后甩卖套现。有一次,他们以1000万元的价格受让“西北轴承”的1000万法人股,数月后出手净赚3000万元。如果说,股票倒卖让唐万新初窥资本市场殿堂的话,那么,他在国债市场的试水则让德隆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原始积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财政部出台了国债承购包销政策,在相当多的年份里,大部分国债都是由数十家证券中介机构包销的。数年累积,渐渐地便形成了一个非官方的国债流通市场,而武汉的国债场外交易所是当时规模最大、交易最活跃的一个平台。1994年,唐万新通过国债回购业务,先后违规融资3亿元。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善于发现和胆大包天让一代人迅速地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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